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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把《水浒传》当真实的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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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  这些“真相”不存在 别把《水浒传》当真实的历史

刘博 杨柳/著

2011年03月10日12:40  来源:人民网-文史频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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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把《水浒传》当真实的历史

  简单地说,《水浒传》是一部写“土匪强盗怎么形成”的书。有不少人把它当历史看,事实上,严格地说,《水浒传》连历史小说都称不上,只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,其中的人物、故事一分真、九分假。所谓“演义小说”,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,历史上的确有过,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。换言之,《水浒传》这部演义小说只是历史人物、事件的大合集。只是书写得太好了,以至于让后人以为这就是历史,而真正的历史反倒隐退了。

  “一百单八将”原型只有三十六人

  《水浒传》中塑造了梁山泊“一百单八将”,个个形象鲜明,故事生动。但是,与史书对比,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,其余七十二个,大都是创作出来的,纯属子虚乌有。

  据史家考证研究,在宋徽宗宣和年间,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,这就是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“横行河朔”的历史事件,但不像《水浒传》所写的有一百零八将,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。这三十六个人在正史书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,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加工而成的,这样一算,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分真、九分假了。

  梁山泊位于山东西部,原是个很小的湖泊,后因从五代到北宋期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,它与四周的许多小湖泊汇成一片,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纵横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,湖中港汊交错,芦苇纵横,并有许多天然小岛,形势险要复杂。当时许多破产农民、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藏匿于此,成群结伙,靠进行一些“非法”的活动营生。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,人数愈聚愈多,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、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。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股。

 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,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“公有”,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、采藕、割蒲,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,若有违规犯禁者,则以盗贼论处。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,于是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,铤而走险,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,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。

  最初四五年,宋江等人一直坚守在梁山泊,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(1119年)才正式宣布起义,随后离开梁山泊,转战于青、齐、濮各州之间,官府也才开始注意到这支起义军的存在,并下令“(京)东、西路提刑督捕之”“招抚山东盗宋江”(见《皇宋十朝纲要》)。该起义军最终以被官府招安结束。

  宋江起义规模到底有多大,从《宋史·侯蒙传》《宣和遗事》等的记载看,只有三十六人。据郎瑛《七修类稿》载,这三十六人为:宋江、晁盖、吴用、卢俊义、关胜、史进、柴进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刘唐、张青、燕青、孙立、张顺、张横、呼延绰、李俊、花荣、秦明、李逵、雷横、戴宗、索超、杨志、杨雄、董平、解珍、解宝、朱仝、穆横、石秀、徐宁、李英、花和尚、武松。

  这个名单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,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,仅三十六人就“横行齐魏”,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,这是不可能办到的。因此有人认为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,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三十六条好汉,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,但为了方便起见,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称呼,这种解释倒也合理。那么,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?由于史无记载,确切数字无法统计,推测至少应有数千人。

 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,为何到了《水浒传》却变成一百零八位呢?或许是作者“欲成其书,以三十六为天罡,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”(郎瑛《七修类稿》载),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,琅琅上口,便于流传。

 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。有宋三百多年,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,宋江起义只是其中规模与影响都较小的一次。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《宣和遗事》,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、故事化;明初又出现《水浒传》,将宋江起义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感人,因而使这次原本平常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以至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

  但是,小说虽与历史有联系,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,这是我们看《水浒传》时所要注意的。

  宋江是否征方腊

 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,又干了些什么事情?小说中,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了。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,从起义规模和影响上讲都比宋江起义大得多。

  关于此说,史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,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皇宋十朝纲要》以及《大宋宣和遗事》都称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,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。但1939年出土的《折可存墓志铭》中却明确地说,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,换言之,宋江没有征过方腊。同是史料,孰真孰假,史学界争论不休。由于这些史书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学家,基本上是当时人写当代史,因此,多数学者认为宋江投降、征方腊的记载不会有误,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铭记载可能会失真。

  然而,通过对史料的梳理,却发现宋江征方腊一说疑点重重。

  前述史书中虽然提到宋江灭了方腊后,被封为节度使,但没有具体的时间。此外,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《皇宋十朝纲要》等书都提到,宋江曾经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腊。然而,根据《宋史》,宣和二年宋江还没有投降,又如何去征方腊?这一资料显然不准确,至于宣和三年,从《宋史》中看,也不太可能,这可以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印证。

  《宋史·徽宗本纪四》中说:“(宣和)三年(1120年)春正月……是月方腊陷婺州(浙江金华),又陷衢州……宋至道三年(1121年),……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,又犯京东、江北,入楚、海州界,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……四月庚寅,忠州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。”

  这段记载对方腊失败、宋江起义的时间、地点都记述得很清楚:1120年,方腊起义,先后攻下婺州、衢州、杭州等处,正激战中,宋江于1121年起兵犯淮阳军。到了四月,方腊起义失败。

  至于宋江何时投降,上面这段中没有具体的日子,倒是《宋史·张叔夜传》中对宋江投降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:宣和三年(1121年)二月,张叔夜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,宋江等人在黄河的北边起兵造反,占领了十个郡,官军不敢抗拒。听说宋江等人将要到海州来,张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。得知贼兵涌到海滨,于是组织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队,在城边和海边埋伏,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诱敌。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战,张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烧了。宋江的义军没了退路,失去斗志。这时候伏兵乘胜攻击,宋江损失惨重,退路又被切断。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他不得不率众投降,接受朝廷招安。

  此段记载虽然没有详说宋江具体什么时间被诱捕,但粗略推算一下,从他于宣和三年二月起兵,接着又犯京东、江北,入楚(州)、海州界,最后被诱捕,总需要一两个月时间,这样就到了四月份,此时方腊已经全军覆没了,宋江不可能参与征方腊。

  《东都事略·徽宗纪》中倒是明确说宋江投降的日子,是在方腊被擒以后的一个月,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腊了。遗憾的是此书不是正史,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。

  此外,《宋史》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宋代名将韩世忠,这说明平方腊战役和宋江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  可见,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。

  那么,宋江最后是什么结局呢?

 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。例如宋代学者洪迈的《夷坚乙志(六)·蔡侍郎》中记了一件颇有神话色彩的事件:宣和七年,户部侍郎蔡居厚被罢官,后因背上疽疮发作,死了。没过多久,他所喜欢的一个叫王生的人死而复生,自言他在冥界见到蔡居厚正在受惩罚(冥谴)。蔡居厚让王生回来转告其妻说:“我如今只理郓州事。”夫人恸哭道:“侍郎你去年在郓州当差时,梁山泊五百名叛贼受降,你去把他们都杀了,我当时屡屡劝你不要这么做,你就是不听。”

  有人据此认为蔡居厚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。《夷坚乙志》成书于乾道二年(1166年),离宣和六年(1124年)不过四十余年,尽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,而且“冥谴”之说也荒诞不经,不过“杀降”一事大概不是虚构的。

  但是此书与史书在时间上又有极大的出入:宋江投降,是宣和三年间事,蔡侍郎招降“梁山泺(梁山泊)贼五百人,既而悉诛之”,是宣和六年的事。即便宋江确实是宣和三年在山东梁山泊投降的,蔡居厚所杀的也应该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。也有人据此推测说: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,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“梁山泺贼五百人”更好。不过推测不等于就是事实,这里只能“聊备一说”而已。

  总之,宋江等人投降之后,如何结果,已经无法考证了。

  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是谁

  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是谁,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。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是施耐庵,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却标明著作者为施耐庵、罗贯中两个人。

  其实,早在明、清两代,关于《水浒传》版本上的署名,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,就有如下三种说法:

  一、罗贯中撰。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。

  二、施耐庵撰。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。

  三、施耐庵、罗贯中合撰。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、万历年间。

 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认为《水浒传》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。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,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。所以他要“腰斩”《水浒传》,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:

  “一部书七十回,可谓大铺排,此一回可谓大结束。读之正如千里群龙,一齐入海,更无丝毫未了之憾。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,徒见其丑也。”

  不过,金圣叹并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。

  一般的评价,有两个共识:第一,都认为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比《水浒传》写得好,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。《水浒传》最擅长写杀人越获,但战争场面却写得极为粗糙,漏洞百出。所以,不太像罗贯中的手笔。第二,都认为《水浒传》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。如果《水浒传》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,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。

  可是,如果此书没有罗贯中什么事,为什么又会出现他是此书作者的传言呢?可见,其中必定另有原委。此外,还有人认为施、罗都不是《水浒传》的作者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
 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二人的关系,试图从中找到答案。

  “施耐庵”不是人名?

 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。例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说:“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。”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《水浒传》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,几十年后出现繁本,不但内容有所增加,作者也署名了。因此这个作者,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,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。甚至有人认为“施耐庵的本,罗贯中编次”的“施耐庵”是“是乃俺”的谐音,意思“就是我”,也就是编者罗贯中。

 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,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,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,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,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?原来,这中间,有一个对“小说”的认识演变过程。

  在中国古代,“小说”算不得文学作品,“小说家”只是“下九流”人物。最早的“说书人”,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“勾栏”也就是妓院里说,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,跟叫花子差不多。给说书人写“话本”也就是底稿的人,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,有的甚至是烟鬼、酒鬼、嫖客、败子。这些人幼年读过书,懂点儿历史,长大了闯荡江湖,见多识广,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。落魄以后,无以谋生,就编一些历史故事,要么自己讲,要么把底稿卖给“说书人”让人家去讲。在这种情况下,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,还生怕别人知道,坏了读书人的“名声”。在读书人的眼中,写八股文章的才是“文人”,写诗词歌赋的才是“雅士”,写小说的,就是“文痞”甚至是作孽的“罪人”了。例如明代的庐陵(江西吉安)人李昌祺,学问不浅,官儿做得也不小,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《剪灯余话》,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,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。

  在“正人君子”们看来,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,还要受到天谴、遭到报应的。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中说,罗贯中因为编《水浒传》,“其子孙三代皆哑”。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》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、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:“施耐庵作《水浒传》,其子孙三代皆哑。袁于令撰《西楼记》,患舌痒症,自嚼其舌,不食不言,舌尽而死。高兰墅(高鹗)撰《红楼梦》,终生困厄。王实甫作《西厢》,至‘北雁南飞’句,忽扑地,嚼舌而死;金圣叹评而刻之,身陷大辟,且绝嗣。”

 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,中国古代的小说家,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,例如漱六山房、花也怜侬、兰陵笑笑生等等。《水浒传》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,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,宣扬“善杀人者即英雄”,鼓励造反,作者不敢署名,毫不奇怪。

  江浙人写不出山东话?

  还有一种观点更有趣。有人认为施、罗是江浙人,而《水浒传》中满是山东、河南方言,江浙人施、罗不可能写出山东腔,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。

  先来看看施、罗的生平。

  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历史资料,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,许多专家考证,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,所得到的资料,有的模棱两可,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。目前一般的说法是:

  施耐庵,名子安,号耐庵,原籍钱塘(浙江杭州)人或苏州人,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,元代至顺二年(1331年),与刘基同榜中进士,并与刘基结识,曾在钱塘当官两年,后来退出官场,终生不再仕,立志著书。大约在1296—1370年间去世,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。终年七十五岁。著书的地点,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。有一种说法:元至正二十六年(1366年)冬,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,施耐庵为避战乱,迁来白驹场西定居,此地现名施家桥。

 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,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,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。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,即便不是事实,至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。还有人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,可惜张士诚目光短浅,不听施耐庵的良策,于是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,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。张士诚的失败,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,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,所以他在《水浒传》中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“吴(无)用”,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——是军师无用啊。

  白驹场现在有不少与施耐庵有关的遗迹,如施耐庵陵园,还有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《水浒传》的书斋。清咸丰五年(1855年),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将此斋加以修建,改成了“施氏宗祠”,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。

  据称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《施耐庵传》残页,为淮安人王道生作,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《江湖豪客传》,即《水浒》等多部著作,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细校对,其中得到弟子罗贯中的帮助最多。从文字看,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,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,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,所讲的事迹,应该可信。但是据《水浒》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,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,不是明代的版本,也没有旁证,有伪造的嫌疑。

  后来又陆续发现各种有关施耐庵的资料,如清咸丰年间的《施氏族谱》、施家桥出土的《施让地券》《施氏家簿谱》等文物,民间也有各种传说。整合这些资料后,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:施耐庵,元末明初人,名子安,又名肇端,字彦端,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。祖居扬州兴化,后来迁居海陵白驹,至顺间“乡贡进士”,流寓钱塘,曾入张士诚幕,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,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,死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。

  关于以上推测,学术界尚有争议。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几百年了,《水浒传》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,不是第一手材料,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。

  再来看罗贯中。

  通常的看法是,罗贯中(约1330—1400年),名本,一说名贯,字贯中,号湖海散人,山西太原人。一说钱塘人或庐陵(江西吉安)人,终年七十一岁。也就是说,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,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,罗贯中刚出生;施耐庵死的那一年,罗贯中四十一岁。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,除《三国演义》外,还有《三遂平妖传》《隋唐志传》《残唐五代史演义》《粉妆楼》《宋太祖龙虎风云会》等共几十种。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,比《三国》相差太远,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,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。

 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,认为《水浒传》中使用了大量山东、河南方言,据此认为《水浒传》不可能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。其实《水浒传》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“稿荐、桶盘、做人家、做羹饭”之类。再说,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,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、河北、山东,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“官话”,即首都开封方言。因此,《水浒传》中出现许多河南、山东方言语词,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。因此,认为施、罗都与《水浒》无关的说法不可用。只是,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,至今仍是个谜。

  施、罗不可能同为作者

  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。高儒《百川书志》说:“《忠义水浒传》一百卷,钱塘施耐庵的本,罗本贯中编次。”意思是说:《水浒传》是施耐庵写的,罗贯中编的,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。

  如果前文对二人的生平考证属实,那么,二人同时著书似乎不大可能。从年龄上看,施耐庵辞官不做,开始著述时是四十二岁左右,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,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。等到罗贯中成人,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,早应该定稿了。

  另外,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,这从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的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来。一般来说,老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于学生,也不会相差太远。罗贯中写《三国》,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,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,而《水浒》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,有的近似儿戏,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,是名副其实的“纸上谈兵”。如果罗贯中参与《水浒传》的“编次”,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作品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?

  举几个典型的错误。

  其一,为了救宋江,两百多梁山好汉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。回来的时候,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,一路冲州撞府,平安返回梁山。如此不要命的军事部署,写出精彩三国战争场面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看得下去?

  其二,救史进和鲁智深时,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,来回三四千里,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“金铃吊挂”,最终平安回到梁山。这简直是军事神话。任官军的力量再薄弱,也不可能让宋江等人“横行”到这种程度,否则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让与他人了,怎么可能持续三百年之久。

  其三,小说中称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,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,路过阳谷县时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(景阳岗打虎)。然而,这个路线犯有严重的地理常识性错误。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两三百里,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,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。武松本可以从沧州直接回到清河,没必要“路过”阳谷县。但是小说中,武松不但路过了阳谷县还在那里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,而后又折回头回到清河县。

  再比如著名的“智取生辰纲”。书中说朝廷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,中途要经过黄泥冈、二龙山、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,导致生辰纲最后在黄泥冈被劫。且不说这条道路有现成的“官道”,官兵根本没必要走荒山野岭。可见《水浒传》对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错误。从山东大名府到开封几乎是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路线,按小说的说法,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,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大名府的正南、开封府的正北面。可是,《水浒传》中又说,黄泥冈在大名府的正东面,属于济州管辖。二龙山、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,青州在济州的东北,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。这显然是作者地理知识不足造成的。

  书中类似地理和战争的硬伤还有不少,像这样的错误,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笔下出现。

 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,即《水浒传》中的地理性错误,只错在北方地区,到了后面,宋江大军开到浙江去“征方腊”时,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,几乎没有错误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,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或编撰者是个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,或者就是杭州人。这身份,与施耐庵、罗贯中完全符合。

  此外,作者对北方气候的错误描述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南方人。

  例如“风雪山神庙”那一场。当时林冲的住处被奸人所烧,林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,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。此时梁山泊不但没有结冰,还“山排巨浪,水接遥天”,林冲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。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,简直就是亘古奇迹!

  再例如,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一节,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不可能上战场(只要射倒一匹,其他马就会受影响)。就是当时正值冬令,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,哪里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?连环马极有可能是从岳飞拐子马联想而来的。

  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是谁?将以上种种观点综合起来分析,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即《水浒传》并非成于一时,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,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“总其成者”,贡献最大。至于罗贯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并且参与修改,鉴于书中存在诸多历史、地理、气候方面的错误,我们更倾向于认为,熟悉历史、地理的罗贯中没有参与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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